杨生枝著

读杨生枝先生的《一个小人物的自述》时，仿佛这位年长我二十岁的老先生就坐在我的对面，操着一口地道的秦腔，不紧不慢地叙说他那过往的人生岁月。因为工作原因，我认识先生，屈指算来我们之间的交往已快二十年了。在我的印象里，先生真诚质朴，勤奋敬业，颇有几分谦谦君子的儒雅气质。据我所知，先生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又走上领导岗位做教育行政管理工作，日常应酬之余，醉心于学术研究，在教育、历史、文学和哲学等方面多有建树。即使年过古稀，他依然不愿虚掷光阴，伏案耕耘，埋头苦干，把与祖国同行的个人成长轨迹、那些难以忘却的人和事记录下来，这便是先生出版的一部大作——《一个小人物的自述》。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讲，“这是对已逝岁月的一个记录，也是对祖国情感的一个寄托”。

（一）

要说《一个小人物的自述》（以下简称《自述》）是杨先生的自传，好像一点都不过分。这部自传洋洋数十万言，并没有拘泥于对个人生平做平铺直叙的琐屑记述，也没有一般地追溯自己的人生历程，而是一面紧紧把握“独一无二的我”这样的人生特点，一面渲染“与祖国同行”这样的深厚情感。于是在这部自传里面，我们读到的，不仅是那个人世间唯一的“我”，而且能够感受到那个在起伏跌宕中前进的时代。

小人物的独特角色

古往今来，流传于世的多是名人传记，而一般人经历的人生风雨因为无关大雅，也往往烟消云散了。先生声称自己是个小人物，“是一个小得不能再渺小的存在，如同草原上的一棵小草、大海里的一小滴水、空气中的一粒灰尘般渺小地存在着”。然而他却认为“人生的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正是这些独一无二的经历才塑造了这个独一无二的我。我虽属草根庶民，不是也有自己的一生一世吗？我这个不起眼的人，不也在这个社会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吗？”虽说一花一世界，小人物的经历虽然不能揭示什么重大事件的内幕或真相，也不会提供什么珍贵的历史资料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但是小人物自有他的一片天地——与众不同的记忆、遭遇、思想和情感。因此，小人物的个人史有着独立的生存空间，就仿佛人的躯体里面的某个细胞，正如先生所说，“虽然是个人叙述，但这毕竟是‘人类生命的载体’，是可以和其他历史资料相互印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先生不但以小人物自居，而且以小人物的视角和情感写作了这本《自述》，他说这也“算是对自已人生存在的论证”。

真实生动的人生记录

对于《自述》，先生首先而且格外强调的是它的真实性。大凡自传文章，恐怕是越真实越好，越忠实越好，虽然做起来不那么容易，难免受到这样或那样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从这一点来讲，先生的出发点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他要写出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我”来。因此，先生明确说道：“我的《自述》，是事事亲历件件真实的‘写真’，可以说是一部‘写真笔记’。”先生为了真实地记录个人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总是尽可能多地搜集和占有历史资料，力求使相关的叙述、思想与思考，都能从翔实的史料中生长出来。总之，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真实的历史事件、真实的人生经历和真实的思想情感，是先生写作这本自传的指导思想。

独特的表达手法在

《自述》里面，先生并非只顾探究个人走过的人生道路，而是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发展变迁中展示自己的人生历程。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寓褒贬评论于叙事当中。如在“人生盛夏”中，先生几乎没有述及自己在大学生活中的学业情况，而是写道：“在大学里，我们没有浪漫，每天的生活多是四点一线，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住进学生宿舍，沿着食堂、教室、图书馆一路走来，别有一番韵味。”继而是“宿舍是我家”“大学的食堂”“教室的力量”“典雅的图书馆”“批孔”是我的学术起点”等方面的生动描述，这时候，一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博学善思的大学生形象跃然纸上。二是在叙事中展现个人的成长经历。比如“砥砺奋进”一章，先生讲述自己在省教育厅工作的那段时光，他通过“编辑部的那段岁月”，“从学校‘一无两有’到学校现代化”到“推进‘两基’实施”，从农民教育、职工教育到“教育综合改革”，直到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等数篇重要工作纪实，一方面反映了那段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鲜活历史，另一方面也展示了自己的工作变迁和工作业绩。在具体叙事中，既没有过分突出个人，也没有“过于群体”而抹杀个人的作用。

（二）

写作个人自述或者自传，首先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确立它的体例和框架结构。

就《自述》而言，其总体框架采取的是“纪年法”，即以个人的成长历程为主线，先后划分为“少年时代”“中学生事”“风雨岁月”“下乡插队”“人生盛夏”“砥砺奋进”“新的角色”等篇章，反映了作者在大半个世纪里的人生经历。在“以时间为经”的同时，《自述》开篇的“故乡亲情”，则借鉴“纪传法”，安排了一系列人物小传；在《自述》的收尾部分，则是“闲情杂记”，包括后面的“附录”，都可视为“杂录体”，是处在从属地位的补充内容。

《自述》开篇的“故乡亲情”，是从“故乡的前世今生”入手，进而至于家乡的“旧居”和“新居”，然后水到渠成，自然地过渡到父亲、老娘、兄长、妻儿等人物，这样，“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同时也为自己的出生和成长找到了土壤和靠山。《自述》的主题当然是写个人的生活经历，然其开端却并非写自己的出生，而是不惜花大量篇幅叙写故乡和亲人。这是为什么呢？大约在先生看来，家乡是“生我养我”的一方水土，父母就是这方水土养育着的树木，自己则是这树木孕育出的果实；当果实绽开笑脸时，怎能忘记春风的吹拂！而妻儿亲人们正如那浩荡的春风啊！

从“少年时代”开始直到“新的角色”，这在《自述》中占了七章内容，从自己的“出生”一直写到“退休”以后，时间跨度为七十多个春秋。这几章的写法有别于前，采取的是“以时为序，以类相从”，即按照“少年”“中学”“文革”“下乡”“大学”“省厅工作”“民办高校”，直至退休这样的个人生活经历的先后顺序，来组织与每一人生阶段相关的人物、事件、个人思想等内容。在每一人生阶段的大题目之下，是一系列独立成章的小题目小文章，看似相互独立，实则紧密联系，也可谓形散而神不散。

《自述》最后的《闲情杂记》与“附录”，可列为杂录一体。先生在文中说道：“‘自述’完了，又加‘附录’，似乎多此一举，然而，这只是为了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期待有你的鼓励而已！望大家勿嫌赘述……”实际上，自述的正文与杂录，表示自述的内容不同，并非杂录之文为可有可无的附属物；杂录虽不能列入自述的正文，却可以给自述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正如章学诚先生在《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中所称：“阑入则不伦，弃之则可惜”，属正文之从属和补充，所以划为书后之杂录。

（三）

杨生枝先生一生与新中国同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一路走来的。他的《自述》并非单纯就个人经历写个人历史，而是想让读者在读完之后有一个咀嚼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就是如何让自己这个小人物反映这个大时代。《自述》在讲述自己的个人经历时，既不是让小人物简单地走进大时代，一味寻找自己在时代中的定位，也没有让大时代来造就小人物，而是通过自己个人成长的经历来展现时代的变迁。譬如，由于先生一生从事教育工作，《自述》在记录个人追逐事业与梦想的人生经历时，自然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时代背景下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因此，《自述》不仅记述了个人的成长史，也佐证了教育的发展史和时代的变迁史。

《自述》中的个人成长史

先生在他的一篇“小传”中写道：“我生在旧社会，长在新社会，往往成了‘新时代’的弄潮儿。从小在家乡上学，是个穷人的孩子不当家；中学时代，成了高中时期的老三届；‘文革’时期，是冲锋在前的红卫兵；上山下乡，是缺少知识的知识青年；有幸上大学，是没有学位的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进入省政府机关，成了抱着铁饭碗的公务员。在机关，我从一个刀笔小吏的干事，当上了舞文弄墨的处长，混上了有官无权的副厅。”后来，“才‘捞’上了个‘一把手’的头衔：西安欧亚学院党委书记、陕西省教育学会会长”。《自述》就是按着这一线索，记述了个人七十余年的人生经历。

《自述》中的教育发展史

先生说自己一生从事教育，学生时代受教育，省厅工作管教育，民办高校办教育，直至离开工作岗位。在《自述》中，他首先记述了自己中小学时期受教育的情形。在《纯真情结》一文中，在记述自己小学阶段生活时，说：“从我上学的那天起，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已培养出那种纯真的信仰、崇拜和理想。这种纯真情结，一直会持续到我生命的终结。”当回忆自己的中学往事时，他感到“中学时代快乐的时光虽是短暂的，但留下的美好记忆却是长远的”。在《难忘的深情回味》一文中，说自己的“中学时代的学习是多姿多彩的，是充实丰盈的”。三年困难时期，说同学们的生活亦苦亦乐，“在生活清苦的环境中，仍能吃苦耐劳，自觉磨炼……仍能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仍能乐观自信，昂然向上”。究其原因，是“我们这群学生大多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更为重要的是，大家都在忍受饥饿，却“看不到任何特殊化现象。这种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净化了我们的心灵，增强了我们战胜困难的意志和勇气”！

在“砥砺奋进”一章中，先生详细记述了陕西普教事业的发展历程。其中《从学校“一无两有”到学校现代化》一文，记述了陕西在全省范围推进学校“一无两有”、推进普及初等教育和六年义务教育，到推进教育技术现代化，再到推进“两基”实施的普通教育发展历程。《在调查研究中不断行进》一文，记述了全省农民教育从“扫盲”教育到文化技术教育，再到农民中等专业学校教育的发展历程；记述了全省职工教育从“双补”教育到文化教育，再到中等技术教育、中等专业学校教育和职工大学教育的成人教育发展历程。《九十年代末的乡村教师》一文，则记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解决农村教师工资拖欠和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整个过程。当然，《自述》毕竟不是教育发展史，先生亦并非专门来写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只是作为当年教育改革的亲历者、教育管理的参与者，在娓娓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己付出的心血和汗水而已。比如先生记述了1992年9月下旬，国家教委、农业部等国务院有关部委在商洛地区召开“全国贫困地区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现场会”，会议规格之高、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前所少有的，而先生作为当时的综改办主任，其工作之艰辛、成效之显著是不言而喻的。

《自述》中的时代变迁史

先生在记述自己一生成长的过程中，不仅从侧面折射出新中国七十多年的社会变迁，而且通过一些小事平静似水的叙述有意无意间带出了一个时代的影子。如记述自己出生，正值长武解放前夕，他“虽生不逢时，生于旧社会，但来到这个世上之后，却非常幸运”。因为他一来到这个世上，“大人们除了给我们以新生活，同时还给我们以新风气”，“新中国清除了旧中国留下的污泥浊水，挖掉了社会长期存在的影响人们身体健康的‘毒瘤’，净化了社会风气”，进入了一个没有“污染”的“免疫社会”，“那时的我们，呼吸的是被净化了的新鲜空气，生长在清新、干净的社会环境中，受到的是积极、向上的爱的教育，在我们的小脑瓜里，已经孕育出了自己稚嫩的品质、爱憎和理想”。

在记述自己上山下乡时，他写道：“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并不是在‘文革’中发明的，而是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出现”，“党和政府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概念”是在前人“老三届”上山下乡时，“文革”前就有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只要提起那燕子、侯隽等，我们马上会点头说，知道知道。”“文革”中，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也不是毛主席发表这一指示后才开始的，实际上早在这一最新指示发表的前一年，就已出现了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开路先锋。”而自己的上山下乡则是在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一最新指示发布之后。

在记述自己上大学时，他说“‘文革’开始后学生停课、高校停止招生数年”，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拔学生。根据这一指示，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北大、清华关于招生（试点）的《请求报告》，开始了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1970年，全国部分高等学校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41870人”。在《难以忘却的那两年》一文中，又指出：“1977年那年的冬天，关闭长达10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打开了”，“成为中国历史上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高校招生在“文革”中的1970年就开始了，其招生采取的是推荐考试；而1977年的高校招生，采取的则是全国统一考试。它们的区别是取消了推荐，实行了统考。也就是说，高校招生在“文革”中就已开始，“文革”后的高校招生只不过是“文革”中高校招生的延续，其重大变化则是招生对象和办法的改变。

在谈到政府机构改革时，先生说从1975年“我被分配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以来，伴随着国家历次的机构改革，在1978年、1983年、1990年、1991年、2000年、2013年到2018年这几年期间，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经历了多次管理体制的变化、内设机构的调整和人员的组合与重组”，“历经这么多次的政府机构改革，才深感到了机构改革的复杂和艰难……政府进行了多次机构改革，但机构越来越臃肿、人浮于事越来越严重，进入了‘精减——臃肿——再精减——再臃肿’循环往复的‘怪圈’，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和理想效果”。“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我深切体会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机构改革中，一定要从转变职能入手，切实简政放权”。在新的历史时期，政府机构改革要从转变职能入手，“将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通过深入改革，‘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在记述民办高校的党建工作时，先生说：“2006年江西民办高校发生了打砸事件，引起了陕西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打破了省上领导对民办高校关注度不高的常规性管理”。“当时，围绕江西民办高校出现的打砸事件，在我省也引起了强烈反应，有些人主张给民办高校亮红灯，有些人提议要对民办高校加强整顿，甚至有人以此否定民办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绩”。而大家分析认为，造成江西打砸事件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直接原因是“出事学校内部管理不善、规范意识不强、诚信意识不强”。为此，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加强民办高校建设的政策措施；特别是为了加强对民办高校的领导和管理，省委做出决定：给民办高校派驻党委书记。”正是在如此背景下，自己于2007年10月初担任了西安欧亚学院党委书记。

（四）

《自述》以叙事为主，但这并不妨碍作者对所叙之事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评论。这样一来，既体现了作者叙事的本意，又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里列举《自述》中有关教育问题的几个议论，以及先生独到的见解与眼光。

关于“十七年”教育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夕这十七年的教育事业，既有肯定，也有否定。先生在如实记叙自己从小学到高中这十七年所受教育之后，在《心路历程》一文中讲了对“十七年”教育的看法：“‘老三届’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是由新中国培养出的一代人，也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这十七年的教育成败得失的具体经历者。无论对十七年教育持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态度，有一点是为世人大致公认的，那就是它比较成功地达到了自己培养‘革命接班人’的目标，即忠诚于党，忠诚于领袖，甘愿为理想而奋斗，而献身。”在这种教育下，“依靠和服从集体，唯恐为集体所抛弃，就成为这代人至今仍具有的鲜明特征”；“我们受的教育让我们视怕苦、怠惰、娇气、软弱、享受、浪费为可耻，自觉磨炼自己吃苦耐劳、公而忘私、助人为乐的品质”；“我们这些正值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有着很强的自律意识，相当大的一部分青少年能够自觉地约束自己的道德行为，这应该归功于当时的传统教育”。

关于那个时期的中小学教师

先生生动地记叙了自己上小学、中学时候的教师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之后，深有感触地发了一通议论。他在《难忘的深情回味》一文中说：“当时的老师为人谦恭谨慎，非常敬业，教学上海人不倦，一丝不苟；待学生和蔼可亲，为人师表，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受到了同学们的爱戴。可在那时，我对老师的情况却一无所知，多年后才慢慢知道，有的老师远离家乡，远离父母，孤身一人在此任教；有的教师两地分居，无法照顾妻子儿女，仍坚守岗位；有的教师上有老下有小，家境贫寒，生活艰难，从不向学校诉苦；有的老师历经磨难，遭受到政治风浪的打击……发落到长武，落脚到长中，可他们却无怨无悔，在学校奉献着自己的赤子之心。知道这些情况后，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当知道他们在那样的负担下承载着多少压力、多少苦楚，却仍诲人不倦，不由得想起了颜渊说孔子的一段话：“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我对这些老师充满了仰慕之情！”

关于企事业办学

21世纪初，国家开始了国有企业分离社会职能的改革，省上开始了省属企业办中小学的移交工作。在讨论这一《实施方案》时，省上有的领导极力否定企业办学，认为那时候企业办学是“跟风”，是“左”的做法。针对这种观点，先生随即表示了不同看法。《在调查研究中不断行进》一文中，先生记录了这一发言：“现在企业学校的移交，是企业改革发展的历史必然；过去的企业办学，也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历史必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起来的大中型企业，远离闹市，在政府无力办学的情况下，这些企业不办学校怎么能稳定职工队伍……在企业学校的移交中，我们要充分肯定企业办学的社会贡献，要强调企业学校移交社会的重大意义，更要解决好企业学校移交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总之，就是不要让企业寒心。”

关于中小学教科书

先生出国考察，看到美国学校的教科书都是“大本头”，很厚很厚；相比之下，中国的教科书却显得太薄。对此，在《教育改革中遇到的》一文中，对“教科书的薄厚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美教科书薄厚的差异，显示了中美教科书的特点不同。其实，中美教科书在所要表达的核心内容上大多差不多，多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大差异，而差异的背后，反映着两国教育在教育思想、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科书教育目标的不同。概而言之，中国的教科书内容单薄，缺少过程的描述，不利于学生自学；美国的教科书课程资源丰富，过程展得很开，便于自学，无师自通。那么，就可以这样推想：中国的教科书是‘教材’，是为老师的‘教’准备的；美国的教科书是‘学材’，是为学生的‘学’准备的。中美教科书的薄厚，正是不同教学理念的反映。所以，有专家提出，要把我们的教科书变‘教材’为‘学材’。”

关于教育技术现代化

从20世纪90年代起，全国就开展了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但在调查研究中，先生却发现在推进中小学校教育现代化建设工作中存在着不少问题。在《教育访谈录》一文中，他讲道：“现代教育技术并不是万能的，在当前的教学应用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1）一些学校把教师是否应用现代教育技术作为评课标准之一，这是有道理的，但却较少考虑教育技术应用得是否合理，是否恰当。（2）把信息技术引入课堂教学中，有的教师依然是以讲授为中心，学生依然是被动的接收器，把‘人灌’变成‘机灌’，缺乏师生互动。（3）在使用上，不能针对学生学习的特点和需要，而是滥用多媒体。教师多是以投影代替板书，教师上课只动嘴不动手，削弱了课堂教学效果。（4）对课件采取‘拿来主义’，使用课件时不通过自己的消化、吸收和重组，而是照搬照套。（5）由于网络信息含量大，精华与糟粕并存，学生辨别能力不强，容易受不良信息的影响，增加了思想教育的复杂性。”因此，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广泛使用，“关键是要使教师具有运用技术、开发课件与课程整合、优化课堂教学的知识和能力”。

关于“素质教育”

教育界曾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实施“素质教育”，可是这么多年，素质教育总是难以落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先生在《教育访谈录》一文中这样说：“在我国教育领域的改革实践中，存在着一种现象，就是任何一项改革，只要与升学和高考无关，无论初衷多么正确、多么重要，都会因被忽视而沦为无人问津的‘鸡肋’。因此，素质教育步履维艰，在‘应试教育’面前显得‘力不从心’。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多，但集中到一点，就是长期形成的体制机制不能适应新的教育的要求。要真正推行素质教育，政府必须改变以升学率‘一把尺子’衡量学生、教师和学校的评价方式，可推行以全面发展标准为主的多元评价体系；学校要从应试和高考的指挥棒下解放出来，形成重素质、重能力的教育理念；教师要把‘从最后一名学生关心起’‘把所有学生关心好’作为落实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

关于教师的评价标准

在《教育改革中遇到的》一文中，先生记叙了自己的所见：21世纪之初，延安地区教育局在直属学校和县（区）中学推行“教师末位淘汰制”，引起了较大轰动。先生到延安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末位淘汰制”的推行，能促进教师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来，但也存在不少弊病，主要的则是对教师的评价问题。对很“差”的教师不能不淘汰，但问题是怎样公平、公正地评出真正“差”的教师。这就涉及教师的评价标准问题。对这一问题，先生畅谈了自己的看法：“在教师评价中，教师的教学业绩是一种显性标准，容易考察；但比教学生绩更重要的为人师表、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等职业道德方面的隐性标准却不易考察。因此，在制定教师评价标准时，一定要解决好显性信息与隐性信息的非对称性。在教师评价中，校长注重的是对教师的管理，喜欢教师听话，因此在制定评价标准时就不能把这样的要求列入标准，而应提倡教师的勇于直言；教师主观性强，标准化影响着教师自评的实际情况，因此在制定评价标准时应引入动态竞争机制，以客观代替主观；在教师评价中，学生注重的是老师对自己的关爱，有时会把老师的严格要求和批评教育看作恶意去乱评价，因而制定评价标准时，要把教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作为一项标准。总之，在制定教师评价标准时，一定要解决管理者、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激励相容性问题。”在制定教师评价标准时，要以教师专业发展的目标定位为依据，在教师原有发展的基础上，制定出一个形成性而且面向教师未来的评价标准。”

总之，《自述》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自传体作品。全书以时间为序讲述了杨生枝先生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又多时空转换，将其一生置于时代发展变迁和教育工作之中，结构别致，思路开阔。其叙事娓娓道来，如话家常；其议论情感真挚，精辟透彻；作品富有激情，充满自信。而且我觉得，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个人“微观史”，它或许像一面镜子，可以鉴照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

注：

杨生枝，陕西省长武县人。中共党员、作家、研究员，国内访问学者。曾任陕西省委教育工委、陕西省教育委员会（厅）副厅级、西安欧亚学院党委书记（督导专员）、陕西省教育学会会长。出版学术专著《杨生枝文集》（十七卷）、《一个小人物的自述》。著名学者的《杨生枝学术思想评说》《杨生枝学术创新之述评》为杨生枝学术研究之专著。

陈鼎中，1968年生，陕西富平人。1991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出版社图书编辑，编审，编辑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