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铿,我曾戏言:“现在唯有农民是无产阶级”
发布时间:2024-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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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铿

著名经济学家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

九三学社中央原副主席、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

原标题:《旧话-关于农村与农业问题》

有朋友将我2023年的一个发言翻了出来,我浏览了一下,觉得还有现实意义。复制于后,请大家结合刚刚开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批评指正。

有网友说,“你一把年纪了,应该休息,含怡弄孙去”。我觉得该朋友大概是嫌我话多了,不中听。

俗话说,锣鼓听声,听话听音。尽管老了,尚未痴呆,意思我还是懂的。

也有朋友给我戴高帽子,说是老了,退休了还在忧国忧民。

有的朋友时不时还提醒我:“好久不见您发文章了,是否太忙”?忙肯定不忙,主要是没什么可写。

大家都在写的问题,我不想写。因为写不过人家。我当然没有陈寅恪的本事,但是有陈寅恪的臭脾气——人家说了的,文件上写了的我不想说。

其实,我申请一个公众号-“经济与时评”的目的只有两个:

一是练练脑子,防止过早“老年痴呆”;

二是不定期冒个泡,告诉关心我的朋友我还活着。

言归正传,我将朋友在网上传转的《农业的出路是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及其附文原原本本“考贝”如下,供“乡村振兴”工作者参考。

《农业的出路是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

2023.11.3

10月31日,在江西南昌开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大会----《2023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大会》。我在会上做了“中国农业的出路是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主旨发言。

1、关于坚持走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的道路

我认为,我们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就必须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必须坚持走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的道路。

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在生产组织形式上是“大农业”。建议采取发展大农场与家庭式小农场并举的方式,以家庭式农场为主。发展大农业的前提条件,是要先改革农村的农用土地所有权制度。

1980年实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本质上是小农经营方式,严重阻碍了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小农经营方式不可能把饭碗端牢。

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保护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核心问题是要还农民对自己名下土地的“处分权”。没有处分权,农民就没有实质性利益,土地就无法自由流转。

我曾戏言:“现在唯有农民是无产阶级”。因为只有他们没有自己能夠处分的固定财产。他们不仅对自己名下的耕地、草地和山林没有处分权,对自己盖起来的住房也没有自由处分权。

这种情况不仅阻碍了土地流转,影响了发展大农业,而且无形中更加扩大了城乡居民的财富差距,严重影响了城市化进程。随着农业生产力发展,无论是办大农场还是办家庭式小农场,都需要有足够的土地规模,而且产权需要明晰。否则,不利于土地质量的改善与提高。我们的会议是“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什么是智慧农业?智慧农业是将现代科学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和升级版的IT技术)融合到农业产品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全过程的农业。主要特征是实现自动化、智能化,无人化。在生产环节的智能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通过增加大量资金投入改变土地的土壤性质。如果土地的产权不明晰,农场主对经营的土地没有处分权,将会产生很多难以逾越的麻烦和障碍,不利于农场主放心追加投资。

2、关于智慧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标志,我认为是农产品产量高和品质好,二者缺一不可。单纯产量高,但是口感差,营养成分不全不行;单纯好吃有营养,但是产量很低也不行。现在南方的大米品质很好。口感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秈米有天壤之别,营养成分也一点不差。开会前我与“鄱谷公司”的老总交谈,老总告诉我今年他们在这里种植了18万亩水稻,早、晚两季相加,平均亩产可达2500巿斤。这在上世纪根本无法达到。  

我家乡洞庭湖流域的土壤、气候条件与这里(鄱阳湖)类似,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拼死拼活种三季,亩产也很难超过1000市斤。现在南方水稻的高质量发展,靠的是科学、技术,袁隆平院士为之奋斗了一辈子。农业(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高质量发展一靠种业技术不断发展提高,二靠种植技术和养殖技术不断发展提高。我们现在种业很落后,据说百分之八九十的作物种子和牲畜种畜依靠国外。

中央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迎头赶上去。种业不掌握在自己手里,随时都有可能被人卡勃子,饭碗端不牢。中国种业基因很好,无论是作物品种还是牲畜品种基因都很好。许多境外的所谓“优良品种”,例如日本的苹果、橘子、杨梅等等,追其源头都是中国品种基因。现在占领世界鸭肉市场90%市场率的樱桃谷鸭,据说就是由中国“北京鸭”改良后的品种。

作为几千年的农业国,我们的祖先是十分重视种业发展的,只是我们这些不肖子孙,不仅没有发展,而且没有继承。种业是农产品品质的基础。但是,好品质还取决于包括土壤、水和空气以及培养和饲养方式。所以,农业高质量发展既要创品牌,还要保护品牌。我在四年前赣州果业会上着重阐述过要建立中华品牌的质量标准,同时要建立中华品牌产品的地标志体系,要依据法律和物联网技术对农产品质量进行严格监管的观点,现在我仍然坚持这一观点。昨晚上谈到黑米问题。其实黑米并不完全是稻米新品种,至少在70年前就有。当时大人们告诉我,那是“御米”,是皇上吃的米。禾苗为黒红色,产量很低,没有谁专门种植。我在大田的一角栽种过几十颗,秋天我母亲专为我做过一餐御米饭,没有普通白米饭好吃。是否含有特别的营养成份,我当时不知道。如果鄱谷公司要创自已的黑米品牌,就必须建立相应的质量标准、技术准和地理标志。严防假冒伪劣。不能像现在的“五常大米” 一样,全国都是“五常大米”,真假难辨。

3、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发动农民依靠农民

我关注过日本和韩国的农业现代化问题,我认为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要发动农民、依靠农民建设新农村。

韩国有过深刻教训,开始时主要依靠政府推行“新村运动”。结果农村人民积极性不高,持观望态度。后来成立了农民协会,发动和依靠农民搞“新村运动”,推进速度加快,比日本的“新农村建设”推进更快。日本的“建设新农村”前后搞了30年,韩国20年就基本达到了日本的效果。

第二,政府财政和金融共同扶持农村建设,解决资金困难问题。

特别是日本实行将工业、服务业引向农村政策值得我们借鉴。这样,有助于农业现代化与城市化有机结合。不仅大大缩小了城乡差距,而且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就业。 

第三,对农产品价格实行价格保护,公开扺制所谓“自由贸易”政策。

日本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都高于世界平均价,是世界“自由贸易”价的2-5倍。尤其是大米,被称之为大和民族食品。价格进行特别保护,日本市场价可能有时会高于世界平均价的50倍。日本政府对农业的补贴也很高,每亩地补贴合人民币3300元之多。所以,日本的农民可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农民。据统计,日本在实行25年“建设新农村”之后,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平均收入的112.7%。有报道说,现在日本的农民平均收入高达45万元人民币,而工薪阶层只有35万元人民币,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比城市居民高17.5%左右。我认为日本的农业政策也很值得我们借鉴。

来源:经济与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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